晚清时期，报刊逐渐成为推动重要社会转型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在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期间，报刊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对此学界的关注和探讨也较多。其实早在之前开始的洋务运动中，报刊就受到不少有识之士的重视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张之洞就是其中之一，作为清代晚期洋务运动的干将和权倾一时的封疆大吏，张之洞高度重视报刊的功用，在其以武汉为中心推行的“湖北新政”中，十分重视利用报刊来推动新政的实施。本文拟以张之洞“湖北新政”中的重要内容——商务新政为背景，总结分析张之洞对商报（即服务于商业发展的专门报刊）的思想认识，及其利用商报支持商业发展的一系列举措，以期对研究张之洞的商务新政及晚清的报刊发展有所裨益。

一、“商报一端，为开通风气之权舆”——张之洞的商报思想

早在提出对商报的思想认识之前，张之洞就对报刊的性质和功用进行了整体上的阐述，集中体现在其于1895年撰写的名作《劝学篇》，在《劝学篇》“外篇”中，他专撰《阅报》一章，高度评价报刊的作用：“官报宣国是，民报达民情。凡国政之得失、各国之交涉、工艺商务之盛衰、军械战船之多少、学术之新理新法，皆具焉。是以一国之内如一家，五洲之人如面语”①。这里张之洞区分了“官报”与“民报”，并分别对其功用进行了阐释。同时，张之洞又并非对所有的报刊都持肯定态度，他对当时主要在上海所办的“多载市井猥屑之事”的小报进行了批评，而对那些“可以扩见闻、长志气、涤怀安之酖毒，破扪龠之瞽论。于是一孔之士、山泽之农始知有神州，框箧之吏、烟雾之儒始知有时局，不可谓非有志四方之男子学问之一助也”的报刊则大加赞赏②。从《阅报》一章可以看出张之洞非常看重报刊对社会发展的实际功用，这无疑也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经世致用观念的自然体现。

在1889年担任湖广总督后，张之洞开始谋划实施“湖北新政”，发展商业、振兴商务是“湖北新政”的重要内容。为推动商务新政的实施，张之洞进行了精心谋划，提出了一系列举措，而专门服务于此的“商报”就是其中重要的内容。1898年9月23日，张之洞上《汉口试办商务局酌议办法折》，提出要从 “启发”、“倡导”、“合力”、“塞漏”、“法习”，“保护”、“体恤”、“奖励”等八个方面来振兴商务，并将“启发”作为振兴商务的首端，而“商报、商会、商学皆系启发之事”③。

1899年，在与江苏巡抚鹿滋轩的通信中，张之洞具体阐释了商报在发展商务中的作用：“商务为富国第一义，内保权利，外筹抵制，居今更不容缓，民间知识未开，器术未兴，官商之情未通，中外之局未悉，尤以商报一端，为开通风气之权舆。”④由此可见，张之洞针对当时商业发展中存在的认识不足、生产落后、信息闭塞等困境，把商报作为宣传商务思想、沟通商情的开路先锋，在商务新政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二、“开商智、振商务”——张之洞利用报刊振兴商务的举措

张之洞不仅在思想认识上重视商报的作用，作为晚清重要的实务派官员，他还以一系列的举措来支持报刊宣传商务思想，并亲自主持创办专门的商务官报。

（一）积极支持报刊宣传商务思想和知识

晚清时期在专门的商报诞生之前，受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的影响，不少国人自办报刊纷纷刊登鼓吹发展商务、自强求富的文章，作为晚期洋务运动的干将以及维新运动早期的支持者之一，张之洞对此类报刊提供了大力扶持。

比如在维新派的报刊宣传活动中，有关各国商情、中外商务和商业教育的内容占有不少的篇幅。以维新派影响最大的报纸《时务报》为例，该报曾刊登过日本学者绪方南溟编撰的《中国工艺商业考》，经该报所请日文翻译古城贞吉译为中文，共十一章，介绍有关中国政治、地理、工业和航海业发展等方面的资料，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有较大的推动作用。张之洞对早期《时务报》曾大力支持，1896年8月9日该报在上海发行时，他是捐款襄助最多者，不仅如此，他还于1896年9月2日以湖广总督的名义颁发《饬湖北全省官销〈时务报〉札》，称“新报一项，有裨时政，有裨学术，为留心经世者必不可少之编……该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见增广见闻，激发志气”⑤，他要求湖北全省文武大小各衙门及各书院各学堂都要订阅，为该报迅速遍布国内诸省及远销东南亚、日本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其他的维新报刊如《湘学新报》（原名《湘学报》，1897年创办于长沙），曾专门开设过“商学”栏目，介绍各国铁路公司载客货章程、商船条例、股份制度等现代西方商业知识和制度，以及银行等与商业密切相关的机构，张之洞在该报创刊后不久即咨会湖北巡抚通饬各道州府县购阅，大力支持该报的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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