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不但是我国商业发展的鼎盛时期，随着白话小说《红楼梦》《岐路灯》等作品的问世，在当时产生巨大社会影响的同时，也为后人研究清代中期的社会发展和阶级关系提供了重要史料。《岐路灯》以清代中期为时代背景，运用写实的手法反映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和社会全貌，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纪实性小说，也是唯一一部真实描写商人生存状态的古代长篇小说。

一、中下层的原生家庭

通过研究商人的家庭背景，了解清代中期的社会和阶级之间的变化。《岐路灯》作品以王家父子为重要线索讲述商人的生存状态，该作品中涉及到的商人有三十余个，他们当中有浓墨重彩的，也有某时段刻意描写为了突出主题的人物，而更多的则是一笔带过的，细分析他们出身分为以下几类：

(一)原士人子弟

封建社会“贾”“儒”为两种不同价值取向的职业，两者的社会地位、身份都有很大悬殊，但清代“儒”已深刻体会科举艰难，为生计“弃儒从贾”成了部分士人的无奈选择。《岐路灯》中王春宇的父亲是位读书人，但到王春宇时便弃学从商，虽然王春宇也可仰仗父亲的关系勉强度日，但他又不是靠救济生活的人，因此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改换门庭。在清代士人弃儒从商已是屡见不鲜，其他文学作品中也多次描写，多方面印证了社会变迁和商业快速发展，在丰厚的利益面前，部分士人选择加入到商人的行列中。

(二)从商环境

清代延续了明代商人大多子承父业、舅甥相继的常态，《岐路灯》中王春宇从初期从商时的小本生意直至最后做成当地的大商户，其子十几岁便子承父业，在店内记账是个典型的“商二代”。谭绍闻妻巫氏也出身自商人世家，巫家内侄开酒馆，外甥开一个过客店，干儿子也是个小商人，以及作品中的王经千兄弟都是受亲朋影响从商。在清代史料中关于从商的事例举不胜数，主要有以下原因：(1)行业认同受环境熏陶形成的；(2)亲朋从商，增加信任度；(3)借鉴父辈或亲朋的从商经验；(4)获取生意中的人脉和资本等。

(三)部分农民经商

部分农民靠土地难以生存或为得到更大利益时，他们选择弃农从商，或在农闲时兼做小生意来赚取额外收入。《徽州府志》中也有描述，可见清代农民从商或农闲时外出经商在华北地区很常见，《岐路灯》的故事背景在河南地区，作品中也提及娄潜斋之兄当年既有农田又有店铺，可见当时农民弃农经商或兼做商人已屡见不鲜。

(四)家奴出身

清代中期，家奴依然存在，《红楼梦》这部文学作品中就大篇幅描写家奴这个群体，揭示封建社会王公贵族腐朽、堕落的生活。《岐路灯》中对家奴并未浓彩重墨但用意却与《红楼梦》相同。作品中白兴吾是赌徒张绳祖的家生子，因行为不检点被赶出门，也可能是由于张绳祖沉迷于赌博，将家财统统输尽家奴离心，故出现白兴吾开酒馆的场景。冯三朋其姐是张绳祖的家奴，后嫁白兴吾，由此推断冯三朋也可能是家奴出身，士人子弟谭绍文、白兴吾、冯三朋同桌共酒并以兄弟相称，可见随着社会变迁始终处于社会底层的家奴已加入进商人士阶层中。

除以上几种身份的人从商之外，还有其他身份的人偶尔从商，地藏庵的慧照、谭家仆人王中、谭绍闻等种种描写展示了当时商业的快速发展情况，也充分说明商品交易的普遍，不同阶层出身为了共同的利益而纷纷从商。

二、勤勉的日常修为

商人的生活状态主要表现在工作环境、自身的文化程度、生活水平、社交、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岐路灯》是唯一一部描写商人生存状态的古代长篇小说，故描写内容为后人研究当时历史提供了充分依据，作品中描写清代商人复杂勤勉的日常生活。

(一)风餐露宿，历尽艰辛

清代中后期商人为在经济竞争中立足，他们扩大行商的地理范围，他们不仅要不怕劳苦 “勤于自立”，还要背井离乡经受多重风险。《岐路灯》中“忙”是所有商人的特征，作品中阎楷喜偶遇多年不见的老友，百感交集但因为“忙”只能匆匆几句问候；客商宋云岫终年舟车劳顿，在河南只因天津有生意便去天津庆祝三天，又回京城张罗生意，常年“忙”得不亦乐乎；小说中描绘最详细的应是大忙人王春宇，每次他都是以东奔西走、辛苦操劳的形象呈现在读者眼前，没有功夫赶庙会，“不得闲”教儿子读书，谭家借读时姐夫苦留却因生意“耽误不得”，生意扩大后苏杭买货汴京卖货等。商人身体“忙”内心也“苦”，商人除背井离乡、担惊受怕外，还饱受风餐露宿、孤独难耐的折磨，《明清徽商资料选编》中描写商人的内容可与《岐路灯》中商人形象相互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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