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因水势平稳，利舟船停靠，商贸兴起，沿汉水河街由此形成，汉口初步成市。随着水运贸易的繁盛，城区不断扩大。至道光年间，汉口已初具规模，形成了由河街、中街、夹街、堤街4条主干道，32条巷道组成的城市空间网络。

有关清初汉口街道的记载可追溯至清初范锴著的《汉口丛谈》一书。该书详细记述了清嘉道年间汉口“眠帚状”的街道布局，为了解当时城市风貌提供了翔实资料。民国时期，日本人内田佐和吉著的《武汉巷史》介绍了汉口部分特定街道的历史变迁。目前，学界对于汉口的研究多集中于晚清民国时期，对开埠前则关注不多。街道方面的研究，则集中于空间布局和社会功能方面。汤黎在《人口、空间与汉口的城市发展(1460—1930)》一书中研究了明末清初汉口布局特色，分析了商业区和手工业去的基本形态；刘剀在《晚清汉口城市发展中与空间形态研究》中对街道的功能进行了全方位的描述，认为晚清汉口街道是“市场”，是市民家中“客厅”，也是城市广场，发挥着重要的公共空间作用。街道是市民的日常活动空间。街道中人的要素，体现着城市微观层面。因而，从民众日常生活的视角去观察街道空间是如何被利用和改造的，能够直观看到汉口社会的发展变迁。

《武汉竹枝词》是研究清初汉口社会的重要资料，它记录了清初至民国年间武汉地区社会百态。本文将对《武汉竹枝词》中收录的清初竹枝词进行系统梳理和考察，试图从中窥探汉口开埠前的城市生活状态，发现城市转型的内在动力。

上街：群体区分下的街头日常

民众是城市的有机组成体，也是街道空间的占有者。在汉口，小商小贩、儿童、僧道都是街头非常活跃的群体。他们把街头作为活动空间，进行谋生、贸易、娱乐和宗教庆典等各种活动。形形色色的人上街，增添了汉口市井气息和生机活力。

小商小贩是街上最活跃的群体。汉口商业氛围浓郁，正所谓“汉皋遍地是金钱，局运来时易转身。盐豆花生野鸭子，发财一半是穷人”[1](P.77)。上街卖盐豆花生就可以发财，这自然吸引人们做点小生意。街头不仅为小贩们提供了商业活动空间，也将路人变成了商贩们的客户源。

小贩充斥着汉口街道，他们的叫卖声成为汉口特有的城市声音。每个小贩都有自己独有的叫卖声，通过叫卖吆喝，小贩推销着商品，人们也以此识别小贩类别。“苏州花纸卖提篮，炮竹泥台尽摆摊。铁磐一声街上过，过年消息此中探”[1](P.57)。每当快过年的时候，卖苏州花纸的小贩会手提竹篮，沿街敲击铁磐。铁磬声不仅吸引人们前来购买花纸，也在预示着新的一年来临。

街上货担郎揽客的声音也很特别。“涂家孝女养孀亲，剪纸成花巧夺春。手执惊闺沿户卖，货郎谁识木兰身。”[1](P.67)从事货担生意更多的是女性。其中，最为人所熟悉的是一位涂氏女货担郎，往往她会讲一段卖剪纸养孀亲的轶事来博得人们同情。为了吸引人们买剪纸，女货担郎们通常手摇惊闺走街串户。惊闺声成为剪纸的代名词。

有些小贩则是以卖艺为生。“黑漆包头白粉腮，竹筐携去店门开。”[1](P.8)被当地人称为“唱婆子”的做缝纫少妇，最喜欢用唱小调的办法吸引客户。如果想专门听一回清平调，则需“十个金钱唱一回”。码头文化为小贩演唱提供了充实素材。每当夜深，码头边的说书声便飘向城内。“挂灯壁上宣歌本，拄杖街心唱旧闻。半是码头为领首，手拿签子逗钱文”[1](P.90)。跑码头的领头会拄杖提了灯在街头卖唱。这些歌本都是讲述汉口旧闻。人们会在那里得到关于这座城市的历史故事。

有的声音只有到了晚上才能听到。天刚暗下来，炒栗子的小贩就会在街头生火，“街头炒栗一灯明，榾柮烟消火焰生”。远远望去，就像街头的一盏明灯，他们大喊着价格，声音从很远的地方就能听到“八个大钱称四两”[1](P.56)。实际上，由于汉口是商业城市，贸易会持续到很晚。深夜，卖芝麻馓子、小糖等小贩还充斥在街头。他们叫卖方式各有不同。卖芝麻馓子的叫声非常凄凉，卖小糖的小贩则用鸣锣的办法。挑着扁担，沿街卖水饺汤圆猪血等消夜的小贩则敲着梆子一直到深夜，正如竹枝词所写的那样，“芝麻馓子叫凄凉，巷口鸣锣卖小糖。水饺汤圆猪血担，夜深还有满街梆”[1](P.108)。

儿童是街头另一活跃群体。街头的新鲜玩意儿总能吸引孩子们的好奇。每当放学归来，这些学童便在街头嬉闹，他们“滚钱抛鞭闹成群”“吹了糖人捏面人”[1](P.94)，玩得不亦乐乎。儿童为汉口城市增添了无限的童趣。

文章来源：《新商务周刊》 网址: http://www.xswzkzzs.cn/qikandaodu/2021/0214/64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