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文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学极具个性和生命力的一支，源流可远溯至先秦。早在先秦历史散文、诸子论著中，就常见侠客身影出没。上有门客数千，取重诸侯，显名天下的“战国四公子”，下有贵交重气，轻生报恩的北郭骚、灵辄、荆轲……两汉时期，《史记·游侠列传》、《史记·刺客列传》与《汉书·游侠传》，已较为详细的记述了朱家、剧孟、郭解等豪侠，曹沫、专诸、聂政等刺客形象。六朝志怪小说盛行，亦有不少歌颂侠义志士的作品，如《搜神记》中为父母复仇的赤比，舍生已诺的山中客等。我们站在千年时空外，回望这些德行高亮、行为勇毅，豪迈悲情的侠客时，会发现他们都是昂藏汉子，罕见女性身影，即使如《吴越春秋》中，那位身世离奇、剑术非凡的“越女”，《搜神记·李寄》中为民除害的斩蛇女童，也只是浮光掠影，偶见萍踪。后世武侠小说中极其重要的“女侠”这一类型，可以说是缺席的。到了唐代，这一令人遗憾的空白不仅得到了填补，审视唐人小说中的“女侠”形象，更是多姿多彩，豪迈动人，比之男性豪侠，可谓毫不逊色。叶洪生先生认为，“从唐人传奇在文学史上领一代之风骚起，武侠小说即开始萌芽。”如果说，唐以前塑造各型各色侠客形象的文字，只能称作“侠文学”，或者“类武侠小说”，那么从唐代开始，则是“有意为小说”，基于社会、情感、及文学自身发展的原因，创作出大量优秀的传奇作品，到了晚唐时期，反映豪士侠客生活的作品，更是大放异彩。

较之前代，唐代传奇中的武侠小说，除了数量、质量上飞跃，还出现许多新现象，其中十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塑造了大量“女侠”形象。据中华书局出版汪聚应《唐人武侠小说集》，共辑录唐传奇豪侠类作品134篇，其中以女性为主要角色的24篇。虽然比例并不占优，但很显然“女侠”题材，已经成为唐代武侠小说的重要类型，并且留下了《谢小娥》、《聂隐娘》、《红线》、《车中女子》等对后世文学创作影响深远的作品。除唐代传奇中武侠小说本身数量较多的原因，“女侠”题材在这一时期大量出现，远胜前代，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受北方游牧民族风俗影响，妇女地位提高，具有尚武精神

唐代皇族是胡汉混杂血统，与鲜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周边少数民族鲜卑、回鹘、吐蕃、南诏等都交流密切，往来频繁。民族大融合使唐人吸纳了胡人部分文化习俗，如胡族妇女具有游牧民族豪放、尚武的气息，在婚恋选择、家庭地位方面有较多自由，都影响了唐人。《旧唐书·舆服志》记载： “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开元初 ，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俄又露髻驰骋，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由此可知，从贵族到庶民都受胡俗影响，妇女胡服骑马成为时尚，这也是唐代妇女尚武的体现。 此外，北方游牧民族的男女恋爱、结合较为自由，离婚或丧偶再嫁也很常见，没有汉族妇女的贞节观念，这种风气一定程度延续到了唐代，出现不少勇于追求爱情，聚散自由，甚至主动亲近男子的女性，如《聂隐娘》中就有这样的描写： “忽值磨镜少年及门，女曰：‘此人可与我为夫。’ 白父，父不敢不从，遂嫁之。”一见钟情，即自主结为夫妇。唐代传奇中的女侠荆十三娘、贾人妻都是丧夫再嫁。这些都表明唐代女性社会地位，人身自由，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为培育身怀武技的女侠，及相关文学作品的创作提供了条件。

二、战争频繁，迫使妇女具备独立生存和抗暴能力

纵观从唐到五代，战争一直是国家社会的主旋律，同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战争，平定地方叛乱，镇压农民起义，以及军阀割据势力间的混战，持续不断。频繁的战争，对原本稳定的家庭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男子或主动从军，谋取军功；或者被征调入伍，戍守边疆，常年不能归家，甚至战死沙场，与家人永诀；又或者在乱世中遭受劫难，留下寡妻幼子。无论是哪种情况，都会造成一个共同的结果，那就是众多失去父兄、丈夫庇护的女性，被迫独立生存，有一部分背井离乡，流落江湖。如《杨烈妇传》，就是因为唐德宗年间，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希烈叛乱，“分其兵数千人抵项城县，盖将掠其玉帛，俘累其男女”，县令之妻杨氏，才会在其夫束手无策的危及关头，建言献策、激励斗志，成为仗义抗暴，勇拒叛贼的女侠。又如《邹仆妻》，讲述了一名男仆在乱世为盗贼所杀，妻子混迹于盗贼群众，寻找时机，擒贼复仇的侠烈故事。再如《村妇》一文，叙述唐末“歧凤诸州，各蓄甲甚众，恣其劫掠以自给”，成州某村庄男子被劫掠的州兵俘虏，妇女们机智的用药物擒杀匪徒的事迹。以上无不是战争与乱世，赋予女性以劫难与机会，使她们由弱质女流被迫坚强，成长为智勇侠客的动人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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