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六世纪世界步入大航海时代后，中国就开始逐渐走向衰弱，并逐渐被西方国家所超越，更在19世纪成为了列强欺凌的对象，曾经的天朝上国，世界第一，成为了任人宰割的“东亚病夫”。这是为什么呢？有人说原因是自从商鞅变法后就开始的“重农抑商”政策所导致的，商业不发展，商人社会地位低，造成了中国商品市场的不活跃，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便选择了闭关自守，最终自己是闭门造车，然后就被重视商人地位的西方国家给赶超了。笔者的观点是，这是一种谬论，真正导致中国走向衰弱，让中国“闭关自守”的，就是一直在叫屈的商人阶级。因为重农抑商政策和“海禁”政策，导致的就是不重视商业，不重视商人社会地位的表现。商人社会地位不高，即便商人们赚到了财富，还是希望去提高自身社会地位，或者去买田地，毕竟古往今来，最保值最具价值的东西，就是土地。然后商人们的目光不再投到扩大生产上，就导致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不能开花结果，中国也就失去了步入工业化时代发展的大好机会，然后就开始逐渐走向衰弱，并逐渐被西方国家所超越。

在原始社会后期，开始出现了以物换物的交换活动，到了夏朝，黄河下游的一个部落因随大禹治水有功，被封为商，其六世孙王亥聪明多谋，很会做生意，在货过程中被易族杀害，其子孙发兵伐易，商族为了削弱夏的国力，组织妇女织纱换取夏的粮食，把贸易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最后灭了夏朝建立了商朝，商朝建立后，由于商部落农牧业的迅速发展，其手工业也相当发达，有了更多的剩余产品，商被周灭后，商族人由统治阶级变成了奴隶，生活每况愈下，为了过上好日子，纷纷重操旧业，做起了贸易。久而久之，商族人就被视为做买卖的人，后来人们把做买卖的商族人统称为“商人”，这一称呼一直沿用至今。[1]

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比较繁荣的商业市场，当时的商业活动，虽在市场上进行，即“处商就市井”[2]，但据当时的管理制度，必须由政府来垄断市场，掌控物价。据《左传》载，郑、卫、宋国都有诸师；鲁国有贾正等官吏来管理市场。[3]可是因那个时候的战时体制，一切都是为了强国强兵，为了战争而准备的政策，自然希望一切所得都能成为运转战争机器的物资，主要保证奴隶主贵族的需求，不为发展和扩大贸易，所以“工商食官”制的存在，阻碍了当时商业和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春秋时代虽然以“官商”为主，但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公有制即井田制度的逐渐量变，列国中也出现了有钱有势和大商人。

春秋战国时著名的六位商人是：白圭、子贡、吕不韦、管仲、弦高、范蠡。陶朱公范蠡堪称历史上弃政从商的鼻祖和开创个人致富记录的典范。他曾是春秋末期越国的大政治家，在越国被吴国灭亡时，他提出降吴复国韬光养晦之计策，并随同越王勾践一同到吴国为奴，千方百计谋取勾践回国，成为辅助勾践灭吴复国的第一谋臣，官拜上将军。但当越王勾践复国后，范蠡萌生退意。退归林下的决心已下，不久辞官而去。他到了当时的商业中心陶（即今山东的定陶县）定居，自称“朱公”，人们称他陶朱公。在这里他既经营商业，又从事农业和牧业，很快就表现出非凡的经商才能。《史记》中载其“累十九年三致金，财聚巨万”。就是说在从商的十九年中，他曾经“三致千金”——三次散尽家财，又三次重新发家。堪称“中华自古商之祖”。他的道、儒、法相济的思想、人格特征与行为使他获得“富而行其德”的美名。[4]

先秦每一位富商，无不与政治有密切关系，但战国后期的商鞅变法革新，“奖耕战、抑商贾”，把农业生产放在富国强兵的首要位置而对不直接生产物质财富的商业及商人采取了抑商政策，商人活动受到了很大限制，也出现了“贱商”的看法。晋人傅玄在《检商贾》中就说：“夫商贾者，所以冲盈虚而权天地之利，通有无而一四海之财。其人可甚贱，而其业不可废。”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对商人的态度极其矛盾，既分享劳动成果又鄙视其身份。[5]“重农抑商”的理论和儒家学说“重义轻利”的思想相结合，深入渗透到中国各阶层意识中，“贱商”政策奠定了轻商思想基础，长达两千年。[6]

汉朝建初，也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从春秋战国一直到汉朝统一，历经了长达数百年的战争，汉初已经是一个非常虚弱，非常贫困，极度物资匮乏的时代，这个时候解决吃饱肚子的问题是最重要的。要想吃得饱，那么就先搞好农业生产建设，而无需去市场上交易，只有当自给自足的生产物质满足不了或者有了剩余产品时才需要去与别人交易。也就是说解决了吃饭的问题后，再去解决精神文明上的事情，这个时候就需要发展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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