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首次大规模社会分工与开始交换剩余产品时，商人就产生了。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的提高逐渐壮大了商人的队伍，客观上来说，部分商人甚至能够左右一个国家的历史进程与兴亡，例如越国的范蠡[1]。明清之际，小说成为了展现商贾形象的关键载体，在各类明清小说中，商人形象逐渐由简单向丰满过渡，并且经历了由被谴责到被赞美的变化过程，这种类型的小说所刻画的商贾形象与此前相比，更加真实与客观，一方面能展现商人“唯利是图”的拜金主义，同时也能表现出商人“豪侠尚义”的可贵风范。另外，明清时期的小说也注重描述商人的经营活动，小说中的商人或投机取巧，或诚信重义，形象多变，内容具体。

一、商人的文学形象演变

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有两个特点，若从作品使用语言分析，是由文言小说逐渐发展为白话通俗小说的；若单纯由创作载体分析，则是从笔记体经历了由传奇体到章回体转变的过程。在汉代，我国文言小说逐步类型化，主要作品有《神异记》，至魏晋南北朝时，小说类别以志人小说较为流行，代表作品有《世说新语》，这一阶段志人小说篇幅短，内容记载的主要为奇人奇事，极少涉及到商人，更不用说对商人形象的塑造。唐代时唐传奇小说出现，表明我国古代小说向成熟期迈进，与此前小说对比，唐传奇的主要特点为“有意为小说”，部分作品也涉及到商人的现实生活，以小说《东明游客》为例[2]，这部小说描写的主要是一位买油商人，这位商人不仅拥有法术，还具有善良、慈悲的心怀；而小说《玉堂闲话》描述的商人主要是放高利贷活动的，由于贪财无义，最后遭受报应，变成了牛犊。这一时期的商人小说未对商人的属性具体刻画，包括其内心世界的描写，因此商人的整体形象一直模糊不清，甚至这类商人出身还很低微。宋元时代，白话话本小说应运而生，商人形象也逐渐被带入其中，这一时期，商贾小说数量相对较多，因此商人逐渐表现出个性鲜明的形象。与唐代相比，宋元时期描写的商人形象要细腻得多，并且已经逐渐重视了对商人内心世界的描写。尽管如此，宋元时期小说仍未充分表现出商人的商业经营特点，在描写商人时脱离了其商业活动，因此在表现商人新观念及新思潮等方面不及后期的明代小说。

文学作品最早表现出的商人形象比较客观，不仅包括正面形象，也包含了负面形象。例如《诗经·卫风·氓》描述的主人公是一位小贩，诗中对其利欲熏心、背信弃义的行为进行了批判；而《左传》中描述的商人弦高，即使腰缠万贯，但并不自私贪婪，而是将自己所得财产作为袭郑的秦军的犒劳物资，争取时间拯救了自己的国家。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战国时期文学作品未描述出商人的反面形象，但无法阻止重农抑商思想的蔓延，其中典型代表人物便是韩非子，其不仅推崇重农抑商[3]，甚至认为商人对社会起着负面作用，基于此，《韩非子》中描写的商人均被否定。另外，在寓言故事《买椟怀珠》中，描述了一位郑国人买下珠宝后，将盒子留下，退还珍珠的故事，这则寓言故事就讥讽了商人的目光如豆。

二、明清小说中商人的反面形象

明清时期，我国小说得到了良好的发展，出现了诸多令人称颂的小说作品，例如《聊斋志异》《红楼梦》等，这类小说作品中，作者塑造出了特色鲜明的商人形象。其中《聊斋志异》490多篇作品中，涉及商人的作品就有90多篇；而《红楼梦》中，四大家族的薛家便是世代皇商出生。就经营范围来看，商人涉及的领域包括酒、药、油与粮等；就地域来看，商人活动的范围遍布全国。此类商人中，或好色贪财，或勤勤恳恳，或本分老实，或背信弃义，包括街头叫卖的商贩，包括家财万贯的大贾巨商。换言之，明清时代的小说作品与之前相比，描述的商人群像更加生动丰富。

(一)勾结权贵的形象

由于经商，商人积聚了大量的财富，但是，他们却无法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力。为使自身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获得的金钱得到保障，诸多商人均会选择依靠有一定权势的官员，以此获得更多的利益及保障。例如小说《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五》中描述的徽商，由于贪慕于爱娘的美貌，原本想用三百两银子将爱娘买来作为小妾，但是却在梦中知悉爱娘有大富大贵之相，日后会居二品夫人之位，遂改变主意，认其为干女儿，期望日后能作为靠山。又如《醒世恒言·第十四卷》中所言：周胜仙父亲周大郎从事贸易工作，但一心期望女儿嫁入官家，不同意女儿与在樊楼卖酒的情投意合的范二郎的婚事，最终导致女儿一气身亡。《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二》中，郭七郎一句话便指出商人的心声，即“家里有的是钱，没的是官。”由此可见，商人极其渴望依附官员进入官场。在商人看来，与官员结合意味着能获得长久的富贵，直接反映出商人对当时权势的强烈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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